在瑞安·里思眼里，深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手机之都”。

　　这位美国国际数据公司全球移动设备跟踪器项目副总裁认为，深圳及其周边区域已然是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

　　国际数据公司２０１６年全球智能手机销售数据显示，全球销量排名前五的手机厂商是三星、苹果、华为、ＯＰＰＯ和ＶＩＶＯ。华为是深圳的，ＯＰＰＯ和ＶＩＶＯ在深圳周边，三星和苹果的大量产品及零部件也产自深圳。

　　“这里可以找到关于手机的一切”。

　　这话不是深圳自吹自擂，而是出自一对玻利维亚兄妹之口。当时，哥哥约翰尼和妹妹卡拉正在深圳华强北堆满各种手机零件的小铺前扫货，货品之多、之全让他们咋舌和感叹。

　　深圳有数不清的手机零件生产商和供应商，产品涉及手机芯片、电路板、屏幕、外壳等各个部件。华强北则是这些零部件的聚集地之一。

　　甚至有老外在视频网站上上传了一段自拍视频，他竟然用２０００元人民币在华强北购买到全部零部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苹果６ｓ手机。

　　其实这并不新鲜。深圳手机行业协会会长孙文平很轻松地解释了这一现象：因为“手机就是深圳的土特产”，因为深圳拥有手机全产业链。这在全球独一无二。

　　但在那位老外眼中，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视频中引用了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未来，已然就在这里”。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我需要的产品，是否懂得我的需要”。

　　乔治·卡萨库拉说，传音手机之所以在马拉维受到青睐，正是因为它懂得人们的需要。马拉维人收入水平低，常常面对高端手机价格望洋兴叹，而传音手机价格亲民，功能却不打折扣。

　　肯尼亚大学生卡哈维则认为，传音手机优势在于适合自拍，它可根据非洲人肤色特点对摄像系统进行深度优化，让黑色皮肤在相片中呈现出漂亮的巧克力色。

　　讨巧设计的背后，是设计者的用心。有心，关心，用心，才能推动市场竞争力，催生技术创新力。

　　即使在手机产业链的最高端——芯片上，深圳企业也在发力。通过十多年积累和创新研发，华为已逐渐打破手机芯片生产长期被外国企业占据的局面，实现了芯片自主化。例如华为新款手机Ｍａｔｅ　１０就使用了“世界首款手机ＡＩ芯片”麒麟９７０，这是华为打入欧美高端市场的拳头。

　　有人说，手机已经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手机已成为人们沟通和认知世界的工具。

　　但手机高度依赖互联互通的环境。深圳对此了然于心，深圳需要让世界“持续在线”。

　　这些年，深圳的中兴等公司在拉丁美洲等地承建大量手机基站等通信设施，帮助当地人获得通畅的数据网络，持续在线，融入全球移动时代。

　　不仅如此，在手机软件方面，深圳企业也在向世界提供一系列旨在打破传统电子壁垒的服务产品。腾讯公司微信支付亚太区运营总监郑红敏介绍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到海外旅游，越来越多国外商家开始接受微信跨境支付，“目前微信支付已可支持１９个国家和地区的合规化接入”。

　　“中国的手机产品体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英国手机行业杂志《移动新闻》编辑埃利奥特·马利－古德巴恩评价说。

　　聚合，需要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是人才，是思想。深圳从来不满足于产品本身，更注重源源不断的国际“智源”。华为已在俄罗斯和法国设立研究所，依托这两个数学强国的相关人才优化手机设计。腾讯在美国西雅图打造人工智能试验室，力图推动手机软件向智能助手发展。深圳龙岗区的国际大学园则吸引了香港中文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等高校在这里落户合作办学。到今年４月，深圳已经授牌成立４个诺奖实验室……

　　当许多力量聚合在一起，就成为深圳的创新驱动发展力。

　　手机，不过是一个缩影。

　　从无人机到智慧家居、从核能航天到新能源汽车，深圳正用更多创新产品与世界沟通，它用自身求新求变的城市特质，让世界变得易于沟通。

　　聚合世界的深圳，正在拉近世界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洋学霸”深圳淘“金”记

她把元件放在手心端详，感受它们的质感，如同在商场挑选一条心仪的裙子。

电子市场八楼，是另一方天地。美国硅谷式的开放办公空间，工作台上散落着千奇百怪的零件和半成品，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的创客在此朝夕忙碌。这是美国知名硬件孵化器ＨＡＸ的深圳大本营。

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瓦斯格韦斯一样，越来越多“洋学霸”选择到深圳淘“金”。他们用从电子市场淘到的元件，打造出第一台原型机。

深圳之于他们，是梦想实现的地方。

　　创客圈里流行一句话：“深圳不仅是中国的深圳，更是世界的深圳。”

　　深圳正成为全球硬件创业者蜂拥而至的淘“金”地。每年１０００支全球团队申请ＨＡＸ硬件加速项目，最终３０支获准来到深圳，享受免费办公空间、专家指导和十万美元种子资金。

　　曾经，硅谷是许多创业者唯一的朝圣地。“那里的生态系统会自动增强你的公司、人脉和成功概率。”ＨＡＸ创始人西里尔·埃贝尔斯韦莱说。

　　“近来，我觉得深圳也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从别处来到这里，事情就会变得更好。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深圳，这里就是硬件的‘硅谷’。”他说。

　　这里有全球最发达的硬件上下游产业链、低廉的生产成本以及源源不断的人才。

　　华强北商圈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众多电子市场是创客的原料来源，也是“点子库”。

　　“我能从市场售卖的耳机、扬声器还有很多此前从未想到的东西中获得灵感。”瓦斯格韦斯说。她发明了一种面向上班族妈妈的可穿戴吸乳内衣。

　　而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众多代工厂、加工厂、ＰＣＢ（印制电路板）印刷厂，则让创客可以低成本、快速度完成从产品设计、打样到生产等全部流程。

　　“在加拿大做产品原型需７周，成本１万元人民币。在深圳不到一周就能完成，只要２０００元。”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毕业生阿西夫·卡恩说。他正研发一种“万能”工业模具，通过电脑操控表面毫米级细针运动，瞬时变成各种模具形状。

　　价格低廉意味着试错成本降低，卡恩说，这让他能充分尝试不同的新想法。

他们学会打开Ａｐｐ叫外卖，他们习惯骑共享单车通勤，他们用微信和合作方沟通……“洋学霸”在中国式创新中酝酿自己的创新。

　　“深圳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没有太多让你分心的事，对于初创企业是好事。”卡恩说。他刚学会用中文淘宝，便利的外卖、网购让他更专注于产品本身。

　　埃贝尔斯韦莱说，外国团队要学习文化、语言等技能，被注入“中国ＤＮＡ”。

　　美国创业者威尔·卡耐因理解的“中国ＤＮＡ”是自由与分享的创业氛围。他开发出一种移液机器人，代替生物工作者完成用吸管移滴液体的枯燥实验室工作。

　　“我们Ｏｐｅｎｔｒｏｎｓ公司有来自中国的创新ＤＮＡ。我们的产品采用了开源软件和硬件，这是来自深圳的灵感。深圳开放共享的创新模式是快速跟进新技术的最佳方式。”卡耐因说。

　　深圳众多小工厂是中国“山寨”手机的诞生地。卡耐因认为“山寨”并非贬义，而是在前人设计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快、更有新意。埃贝尔斯韦莱则将“山寨”文化等同于软件界追求自由与分享的“开源”文化。

　　总有一些对科技潮流嗅觉敏锐的工厂主，愿意为创客稀奇古怪的灵感买单，进行小批量、低成本的试验性生产。他们笃信这些奇思妙想中正孕育着下一个华为或特斯拉。

　　旧金山，硅谷。

　　经过在深圳４个月的加速，瓦斯格韦斯带着产品与其他２０多支团队一起亮相ＨＡＸ演示日。在深圳做出原型机并非终点，创业团队最终会向全球投资人推介公司和产品。

　　“我们的产品帮助上班族妈妈更好平衡工作与生活，已收到很多美国医院的合作意向，”她说，“我特别推荐更多创客去深圳创业。”

　　纽约，布鲁克林。

　　当深圳的硬件团队调试机器人时，卡耐因正和纽约办公室同事制订新的销售策略，已有４００多台移液机器人销往全球３８个国家。

　　“深圳这种‘开源创新’精神让产品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卡耐因说。他希望这种精神感染世界更多的人。

　　深圳，华强北。

　　卡恩正与中国当地合作方洽谈，他希望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帮助一些中国企业提升模具制造的自动化水平，未来他的故乡加拿大也是目标市场。

　　“一个由中外创业者共同建立的初创公司可以发挥各自所长，迅速扩展到全球市场，”埃贝尔斯韦莱说，“我觉得下一个真正的巨头公司将会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完美合作。”

　　创业者们拥有不同文化底色，但速度、激情和勇于冒险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他们从中国市场得到启发，他们带着“深圳智造”走向世界。